2012-05-07 12:00:21   來源:    點擊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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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、教授黃昌勇

在大片時代,一部接地氣、有養分的電影,是可以打破技術主義、資本邏輯和視聽刺激的神話的。當下文化產業在我國發展迅疾,要求我們的文藝創作有其承擔社會責任的一面。我們的文化產業,需要更多“價值發現者”來做播種的工作。為此,記者采訪了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、教授黃昌勇先生。

記者:上映一周就刷新了文藝片票房紀錄的 《桃姐》,不僅贏得票房,更贏得了口碑。在您看來,在如今這個深諳商業大片 “策略”的時代, 《桃姐》此次獲得的成功,會是一個特例么?

黃昌勇:成功背后注定有各種偶然與必然,但 《桃姐》的成功,還是能引發很多的思考。比如,在如今這樣一個大片邏輯當道的時代,文藝片是否就真的沒有了空間,注定生存艱難?又如,在 《桃姐》正式面對公眾前,無論是發行商,還是市場,都給了一個 “小眾文藝片”的標簽,但很多觀眾觀影后恰恰認為, 《桃姐》“樸素真實”、 “呈現的就是我們身邊的人和生活”. 《桃姐》究竟是 “小眾的”,還是 “大眾的”,這對矛盾怎么解釋?

這次去電影院看 《桃姐》時,我做了簡單的調查。在我所去的這家影院, “仍是平時這批觀眾”、“沒有發現買票的人群有什么明顯變化”、“以80后、 90后居多”.也就是說,愿意買票進影院看《桃姐》的人群并不特別,甚至與平時看大片的觀眾群基本重合。而且,我們也注意到,在這部電影里,無論導演、主演還是大批客串的配角,都是影壇上的明星,加上獲獎造成的口碑,足夠吸引第一批觀眾走進影院。但最為關鍵的是,由于 《桃姐》本身是一個樸實而又能深入人心的好故事,于是不僅保證了口碑的迅速擴散,票房也得到了保證。 《桃姐》的成功,不是一個簡單的意外。

如果說有什么偶然性的話,就是這次《桃姐》選擇的檔期,相對來說是淡季。如果它是在賀歲、春節、情人節等其他所謂熱門檔期面世,能否取得如今這樣高的票房,還真難說。這也是我們不能因為《桃姐》,就對往后的文藝片市場抱有太樂觀期許的原因之一。

記者:也就是說,您并不主張把《桃姐》這次獲得的成績看得太高?

黃昌勇:中肯一點可能更好。客串的徐克導演在電影中借角色之口,說了這樣一句話, “拍電影跟生孩子一樣,最重要的是守住自己的底線”.片中的劉德華,是作為一個制片人的角色出現的,貫穿全劇的還有他作為電影人的辛酸。而很多年來,導演許鞍華的作品總是缺投資,也未必賣座。劉德華曾告訴媒體, “如果我不掏錢,估計不會有人來投資……尤其當她跟我說,她拍戲從來沒有足夠的錢支撐過時,我聽了覺得辛酸,就決定拍了。”當時,他拿出1000萬元,做好了虧600萬的心理準備。

記者:隨著 《桃姐》的成功,浮出水面的,還有這樣一些舊聞:多年來,身為影視明星的劉德華,投資過的大小影視劇不下20部,有得有失。兩年前,他投資推出的 “亞洲新星導演計劃”,扶持了寧浩等6位亞洲電影導演界新秀。其中,寧浩拍攝的《瘋狂的石頭》成為當年內地電影市場上的一匹黑馬。這樣一種多重身份,是否也促成劉德華后來扮演起了一個 “價值發現者”的角色?

黃昌勇:對于文化產業而言,我們很難去界分,這到底是一個文藝創作者水到渠成的順勢而為,還是資源匯聚、機遇垂青下的幸運或偶然。事實上,從港臺到大陸,一直都有這樣一批 “價值發現者”。他們有的投資,有的為了培育支持后起之秀,創設了各種 “種子金” 、“工作坊”,或由名家擔綱授課,或以贊助方式鼓勵年輕藝術家去各地旅行、學習,磨練自己也認識世界。

這或許是多年來商業大片語境下,文藝創作者們自我反思的結果。其共同點,就是面對資本競爭、文化角逐中的堅守、覺醒與回歸。看得出來,越來越多有志之士開始意識到,作為精神產品的文藝作品,與一般商品是不同的,它更需要藝術家的責任擔當。有了這樣的意識,也就慢慢熬出了劉德華的 “亞洲新星導演計劃”,有了賈樟柯計劃自己動手在北京建一所藝術影院。而當下文化產業在我國發展迅疾,越是在這樣的語境下,越是要求我們的文藝創作有其承擔社會責任的一面。我們的文化產業,需要更多“價值發現者”來做播種的工作。

記者:可不可以說,當更多有能力、有責任意識的文藝創作者被聚到一起來做發現和播種工作,他們的作品本身,就是最好的種子?

黃昌勇:據說,起初 《桃姐》的主創人員對這部影片的票房并不抱有什么期待,但恰恰是這樣一部片子,得到了不錯的票房。導演許鞍華在電影工業這條流水線上摸爬滾打了那么多年,一定早已深諳各種求生策略。但面對市場,她知道哪些事情恐怕是必須要做的,比如市場營銷,而除此之外,還是一直堅持自己的風格和想法。

《桃姐》雖有文藝片之名,但始終沒有離開普通人的生活現場。同樣是試圖呈現普通人之間的那種平等、關愛、尊重、感恩, 《桃姐》對煽情十分克制,更多的是本色的演出、樸素的對白、真實的人性應對。在希冀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當下,這多少也啟發我們,怎么去看待和表達那些更有價值的東西,去思考對于我們的民族、國家更有意義的追求究竟是什么。

如果政府的政策能為類似的努力創造更好的土壤,公眾輿論能為這些努力搖旗吶喊,假以時日,各種文藝樣式、題材的市場是可以開拓的,觀眾的審美趣味是可以培育和提升的, “小眾”變成 “大眾”為期不遠。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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